2019年是政策动态平衡的一年。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趋势明显，几大主要经济体央行均启动降息周期，而我国依然保持定力，实行常态货币政策；另一方面，面对中美经贸谈判的反复和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我国防风险措施不松反紧，房地产融资和金融整治力度超出预期。临近年末，市场对于政策的走势出现了分歧。目前我国面临的经济压力有哪些，需不需要采取短期刺激政策，如何有效驱动稳增长的第一要务——内需，针对这三个关键问题，本报记者梳理了前沿专家学者的最新观点。

中美博弈反复是影响经济的最大变量

在预判2020年经济走势时，专家们不约而同将关注点放在了中美贸易摩擦的进展方面。“近期中美经贸谈判有些新进展，但不会改变中美博弈的长期化、复杂化趋势。”中国银行在日前发布的《中国经济金融展望报告》中指出，贸易摩擦将对未来中国经济带来持续性影响。首先，中美互加关税的实质性影响还将持续显现，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企业投资和生产经营、市场信心等方面均将产生影响。目前，美国已从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降至第三位。其次，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外迁压力有所加大。近年来，人口红利衰退导致部分企业生产线迁出中国，中美贸易摩擦迫使跨国企业重新思考全球布局策略，加速了中国产业链外迁进程。再次，加大了中国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压力。在经贸领域以外，美国还将华为、科大讯飞等高技术企业列入“实体名单”，减少甚至“中断”高端制造核心上游供给。最后，加大金融市场波动风险。伴随中美贸易摩擦一波三折的发展，中美两国股市呈现出明显波动放大的特点，且中国股市由于自身投资者非理性特征明显，导致波动程度更大。

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也表示，中美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依然很大。原因在于，明年美国大选，民主共和两党不管谁当选，选举之后大概率会在中美问题上变本加厉。他认为中美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脱钩还刚刚开始，因此2020年中国出口情况不容乐观，制造业转移至其他经济体还将继续。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也表示，第一阶段的协议主要集中在缩减美中贸易逆差和扩大市场准入等方面，这两个方面问题不大，而且特朗普出于竞选连任的需要，也希望2020年中国能够加大采购来促进美国经济增长。“但第二阶段是关系到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合作、国企竞争、2025中国制造、可核查机制等。”潘向东强调，上述涉及到中国的体制，加之2020年美国经济还不至于下滑的过快，特朗普可能会继续试探中国的底线，导致贸易谈判结果起落不定。

外部压力只是一个方面，在国内，专家认为不可忽视某些领域的信用收缩。陆挺就表示，当前的社融数据低估了信用的减速程度。尤其是在三四线城市和经济较为落后地区，房地产投资和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增速的快速下行，可能会导致一批中小银行出现较为严重的经营问题，对当地信贷供给可能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此外，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还表示，相比于世界经济周期下行和中美贸易摩擦，内部因素也同样会导致经济面临下行，比如民营企业家信心不足、地方政府积极性不够、国企改革涉及的深层次基本理论和认识问题与1998年前后差距较大方向不同、有些政策一刀切不能因地制宜、对外开放进入行政垄断和意识形态的深水区、传统增长动力正在衰减而新增长动力尚待培育。

是否保持政策力度不变的关键是经济有无筑底企稳迹象

在中国贸易摩擦局势突变和防风险措施不松反紧的双重压力下，今年中国经济走势前高后低，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触及政府工作报告增速6~6.5%的下限。针对下一阶段的政策，学术界发生分歧，一派是“短期刺激派”，认为当前的经济形势很严峻，在货币刺激很难有效的情况下，必须立即采取财政“猛药”来进行逆周期调节，否则企业破产和人员失业等状况会进一步恶化。另一派是“长期改革派”，认为不能再继续饮鸩止渴进行投资和债务的扩张，应该保持定力加快结构性改革和去房地产化，依靠结构性力量来对冲周期性下滑，真正从速度情结中走出来实现高质量发展。最后，政策主张的落脚点放在了到底应不应该“保6”上。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低于“6”意味着什么？西泽研究院院长赵建表示，6%的真实“体感温度”的确很低。他进行了阐述：第一，并不是6%这个数字本身的水平大小，而是速度下降的太快。就像从6楼到1楼，用梯子一层层的下，一层层的消化和平滑下楼的风险，还是直接从楼上跳下来，这里面有个本质的区别，所谓的“减速治理”。所以短期刺激派主张加大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剂量的理由，就是为了防范速度下降太快造成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第二，2019年的财政赤字呈现自由落体的态势，而且地方政府的土地转让金支出开始大于收入，也就是长期依赖的土地财政都不赚钱了，这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是极其严峻的考验。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不计成本保住“6”的经济增速呢？从市场反应看，大多数专家的态度是否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增速下行是长期趋势，是符合经济运行规律的。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日前在公开场合表示，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在过去近十年开始逐渐回落，这是一个增长阶段的转换——从过去10%的高速增长转向将来5%左右的中速增长。他指出，工业化阶段，重要历史需求峰值相继出现；人口和劳动力结构的重要变化；可利用的技术减少以及资源环境可承受的能力达到了临界点这四方面因素将导致2020年到2025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基本上都在6%以下，在5%到6%之间。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也表示，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已经迈过历史拐点，人口红利逐步衰退，资源环境约束广泛显现，资本边际回报率步入下行轨道。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已从扩大要素投入，转向提振全要素生产率。在这一历史变局之下，潜在经济增速的渐次下行是大势所趋，因而逆周期调控的核心意义，不再是长期固守某一个增速数值，而在于通过保持增速的相对稳定，为经济“增质”提供助力。

此外，专家们还表示，上一轮刺激政策留下了后遗症，包括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缺乏约束、金融体系承担“准财政”功能、国有企业隐性担保机制、产业政策存在诸多弊端，造成房地产泡沫积聚、地方政府债务、银行坏账风险加大以及产能过剩等问题，部分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彻底解决。“刺激政策透支了未来增长潜力，短期来看能把经济硬撑到比较高的水平，但是以后一定会大起大落，而且某个时候就会出现断崖式下跌，甚至出现危机。”刘世锦强调说。

因此，在专家们看来，以改革增质才是关键。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2020年是改革的关键之年，短期稳增长和长期促改革之间存在取舍，核心仍然是通过对外开放、加大创新研发等途径提升效率。特别是，借助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长率和快速增长的国内市场需求，中国应当继续以开放回应孤立主义，实现竞争中性原则，优化营商环境，并通过加强科技创新和治理能力，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改革开放取得实效，取得更大的中长期的收益，即便未来经济增速换挡、进入“5”时代，也比靠强刺激取得“6”的增长更加健康。“在当前经济已经出现稍微缓和的情况下，还是让子弹再飞一会儿。”赵建指出，保持现在的政策力度先不变，看看这些改善的迹象能不能成为筑底的力量，或者至少可以降低经济下滑的速度，也就是为经济着陆搭建一个梯子或者缓冲垫。这也是对中国经济韧性的一次有耐心的检验。

寻求有效扩大内需的突破口

当前中国经济已出现一个重大变化，即经济增长不再依赖出口拉动，而是转向内需驱动。为此，去年4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提出，“注重引导预期，把加快调整结构与持续扩大内需结合起来，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这是2013年12月以来中央层面的会议中再次强调“扩大内需”的表述。在这一年多以来，政府通过多措并举搞活国内市场，刺激国内需求，为消费扩张空间。

但在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看来，目前内需增长仍然面临几个方面的阻力：一是在中小银行去杠杆以及监管环境“保持定力”的宏观环境下，如果逆周期调节力度不明显加码，则社融增长面临放缓的压力；二是2019年下半年以来地产相关政策边际收紧，地产成交与投资增速可能放缓；三是随着个税改革对可支配收入增长的提振效果自今年四季度开始消退，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可能边际放缓。梁红判断，即使中美贸易摩擦暂缓，但扩内需政策在2020年年中前也将暂受物价上涨掣肘。

对于内需的疲软，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表示，应通过加快改革释放内需潜力。他提出，首先，应实施竞争中性原则，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国企要真正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来，放开文化、教育、医疗、养老等行业的市场准入，给民企和外资企业留出更大的发展空间；政府采购和补贴对国企、民企、外资企业要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切实支持民企发展。其次，应增强用能、环保、土地等管理弹性，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促进要素向效率高的企业、行业、地区集中，释放经济发展潜力。再次，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逐步释放出农村约4200万亩集体建设用地，允许城市资本进入农村建设用地市场，一方面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激发农民消费潜力；另一方面也可扩大城市土地供给，降低土地价格，稳定房地产市场。

消费对扩大内需的作用不言而喻。正如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所言：“中国需要扩大消费，如果消费扩大了，产能过剩问题、民营企业困局基本上可以迎刃而解。”然而，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一般都在60%~80%，投资的贡献率一般都在20%左右，而我国投资的贡献率在40%左右，消费在50%左右，显然，消费这驾马车还跑得不够快。如何让消费这驾马车跑得快呢？李迅雷认为有三条路径，第一，尽快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第二，还欠账，加大财政对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让老百姓敢消费；第三，降低居民的买房杠杆率，更多的钱用于消费。

此外，李迅雷还认为应扩大中央政府在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规模，以逐步化解当前经济领域出现的某些“困局”，如居民消费意愿不足等问题。他强调，即使财政赤字率突破3%的所谓“安全线”，也没有关系。“事实上，目前不少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率早就突破了，也并没有造成财政危机。中国国情不同，各级政府所有的‘资产’包括国企、土地和自然资源，规模巨大。因此，中央政府发国债、加杠杆的空间较大，要实现全社会稳杠杆目标，也需要先行加大中央政府在民生领域的支出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