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各地纷纷出台举措积极对接“一带一路”战略，但也存在“要名分”“要政策”的重复性竞争的问题，在发挥本地优势务实对接方面着力不够。对于天津来说，应根据自身发展状况和特征，发挥自身独特优势，积极融入和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对接启动点

发挥港口优势

构建新亚洲大陆桥

“一带一路”分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方向是从中国内陆经新疆、中亚、俄罗斯至欧洲;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经南海到印度洋，进而延伸至欧洲。相对于后者，前者运输时间仅为前者的1/2，且更能带动内陆地区经济外向型发展，因而受到内陆沿线省份高度重视，先后开行了多趟直通欧洲的集装箱货运火车班列。

以港口为起点，以大陆为桥，通过快速海铁换装，缩短物流空间以及时间距离，是港口城市发展面临的重大机遇。港口作为天津的一个核心战略资源，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面临着国内其他港口激烈的竞争，且目前各港口占据的位置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天津应充分发挥港口优势，依托以天津港为桥头堡的新亚欧大陆桥作为天津对接和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内陆省份的启动点。因为与大连方案、绥芬河方案和连云港方案相比，天津港是沿海港口中大陆桥运输路径最多、运距最短、运量最大的港口，而且全程运距最短，在中俄境内的距离也最短，因此运费最低，使得天津港具有明显的成本与效率优势。

此外，在政策和功能优势方面，作为天津自贸试验区三大片区之一的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的建设，令天津港的政策优势和功能优势更加突出。此外，天津创新性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建立，也使得企业在单一窗口进行报关报检的“一次申报”，申报效率可提高25%以上，节省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可达40%，从而大大降低企业的通关费用。

天津应着力构建以下两条大陆桥通道：一是从天津港出发向北经二连浩特和满洲里口岸出境，进入蒙古国、俄罗斯再至欧洲的北通道;二是从天津港出发向西经阿拉山口出境，通过中亚至欧洲的西通道。为此，天津应加快内陆地区的无水港建设步伐，在已有20多个内陆无水港的基础上，向中亚和欧洲地区扩展，形成沿大陆桥分布的无水港体系。在国家相关部门支持下，积极推动建立国际联运业务协调机制，通过定期联席会议等制度，统筹解决运输中涉及的海关监管、商品检验等问题。此外，在对大陆桥另一端的欧洲目的港口区位选择上，目前重庆和连云港等地的重点是德国的杜伊斯堡，郑州是德国的汉堡，天津则可发挥自身优势和现有条件，把荷兰鹿特丹作为重点合作伙伴。

对接突破点

发挥融资租赁优势

积极服务亚投行

为了配合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以我国为主导的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已经成立，并逐步开始实际业务运营。但由于“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需要有充足的资金流供应，已经发起设立的这两个金融机构只能解决部分资金问题，巨量资金需求还需通过金融创新来解决。但在当前，无论是以国家开发银行为主导的开发性金融，还是农业、进出口等政策性金融，抑或是商业性金融，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都面临着巨大的风险。相比之下，融资租赁业则可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天津应紧紧依托目前具有国内领先地位的融资租赁业来配合亚投行的业务开展，并倡导组建公私合营的亚洲基础设施租赁基金，这将是天津对接“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突破点。

目前国际上铁路、公路、海港、空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建筑机械、港口装备、飞机、船舶等大型生产设备的置办，有60%以上是通过融资租赁方式实现的，而“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也更需要包括设备与融资支持等在内的打包式交钥匙工程，融资租赁正好可以满足国内相关厂商与国外需求的匹配。天津在中国融资租赁行业发展中占据了领先地位并发挥了引领作用，也积累了丰富的运营经验。截止到2015年底，天津租赁公司租赁飞机数量累计超过600架次,约占全国的90%;租赁船舶数量达到80艘次,约占全国的80%;租赁资产总额则约占全国总量的1/4。“天津经验”将会为“亚租赁”的顺利运作提供有力的专业支持，同时这将会为天津融资租赁业的业务发展开创新的机遇和空间。

总之，天津应把融资租赁产业和与亚投行的密切合作，作为提升天津金融竞争力的重要入手点，并由主要领导来负责具体推动。与北京的金融决策中心、上海的金融交易中心以及深圳的金融市场中心相比，天津在金融上目前尚不占优势。此外，自从上海自贸试验区获批建立以来，上海融资租赁公司数量和注册资本增势均十分迅猛。因此，天津应及时紧紧抓住融资租赁业与“一带一路”战略对接的契机，发挥好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通过与亚投行合作来牵头成立“亚租赁”业务机构，并就具体建设项目与亚投行进行有效洽商和联动，以支撑和服务于亚投行的具体运营，从而充分实现二者的优势互补。

对接支撑点

发挥天津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平台优势

助力“走出去”战略

“一带一路”作为中央顶层设计的重大发展战略，在创造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推进过程中也必将会遇到各种困难与风险。例如，宏观层面上要面临如何处理与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大国及沿线重要节点上较小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关系问题;中观上要面临需建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同项目与产业相对接的机制平台问题;微观上则是企业具体项目运营中要面临文化、风俗、环境保护等风险问题。对于立志于走出去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而言，上述风险中有很多都是陌生的，也很可能不是企业家擅长处理的。因此，如何使自身不可控的风险最小化，就成为了国内企业前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天津应充分借助天津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平台优势，助力包括天津企业在内的国内企业走出去，作为天津对接“一带一路”的支撑点。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是中外经济合作中的一个重要模式，是由中方控股并与埃方相关机构合作，各自发挥彼此优势而成立的产业园区。与其他境外经贸合作区建立背景不同的是，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是以天津开发区建设经验为基础，具有以开发区为主体“整体走出去”的特点。在多年发展中，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探索出了具有可持续性的成功模式，得到了较好的资金回报，也获得政府涉外部门越来越多的肯定。此外，中央与地方政府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政策环境也在日益优化。例如，在2013年国家商务部和财政部印发的《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确认考核和年度考核管理办法》中，就加大了对于合作区的补贴支持力度。这种变化更加增大了天津借助这一平台的优势和便利。

境外经贸合作区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或规避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微观、中观及宏观风险。天津应充分发挥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平台优势，在把其作为天津企业“走出去”和对接“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支撑点的同时，还应积极探索该模式的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并努力加以实现，以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一带一路”战略下的海外投资与贸易中来。此外，还应注意借助“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争取其他方面的合作或发展机会。

(作者为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院长助理、副教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